原41集团军老兵回忆:我们的芳华在文工团也在战

2018-12-03   阅读:51

  看完电影《芳华》,廖胜辉一宿没睡着,满脑子想的都是过去的事。他是那个时代的亲历者。从1969年的普通战士,到2007年在原总装备部军事代表局的职位上退休,廖胜辉在部队服役将近40年。他曾随文艺宣传队四处演出,用歌舞诠释军人的浪漫情怀;也曾远赴西南边境浴血奋战,在炮火硝烟中目睹战士们的英雄气概。

  这些天,战友们正张罗着举办一场——他们的青春远去了,但芳华永留心间。

  文工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红军时期。中国工农红军各级部成立了艺术部门,这就是文工团的萌芽。抗战开始后,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成立了专门的文工团,成为较早以艺术活动为主的军中专业性团体。解放战争时期,文工团的人员规模有所扩大,工作模式逐渐成熟。新中国成立之初,海军、空军部文工团成立,原先部队中大大小小的文艺团体统一纳入文工团编制。文工团,有的从民间文艺团体选拔而来,有的直接从部队抽调而来,廖胜辉属于后者。

  我出生于1952年,在长大。父亲是位老,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1969年1月7日,正当同学们奔赴延安等地的农村插队时,我南下广东湛江参军了。当时,我还不到17岁,是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初二学生,属于“老三届”。那时候参军可荣耀了,比考上、北大还光荣。

  参军之初,湛江鸭乸港有一项围海造田工程,我们部队和各地来的大学生参与。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卸沙子。一船沙子有30多吨,沙子卸下来就装进沙袋,每袋200斤左右,装完往背上一放,一趟趟运到岸边,用来建堤坝。4个月的时间,我们总共卸了50多船沙子。

  我在中学时学过手风琴,在这里派上了用场。记得有一次,团里组织文艺晚会,我参加演出,拉了一首曲子,调子用的是王洛宾的《花儿与少年》,中间有一段四三拍,是舞曲一样的节奏,既活泼又优雅。当时,这首歌的作曲者王洛宾被了,他的作品不能公开演奏,我就把乐曲的名字说成《牧民热爱毛》。

  一曲终了,大学生们掌声不停,不让我下去,我只好行了个军礼,再拉一遍。第二遍过后,他们还是不停鼓掌,我只好拉了第三遍。这说明,大家对《花儿与少年》这种乐曲带来的浪漫感受太向往了。不过,那些流传更广的爱情歌曲,如《红莓花儿开》,我就不敢擅自演奏了。

  会拉琴,再加上我普通话比较标准,又会写点文章,很快就被连队安排去做宣传工作。

  1969年10月,我们部队从广东湛江移防广西柳州,我也正式进入我们团的宣传队。那个年代的军队文艺工作团体,在集团军及以下级别的部队叫“思想文艺宣传队”,简称“宣传队”,在大军区叫“文工团”。大军区的文工团外出表演时,战士们也常叫他们“宣传队”。

  在团宣传队,我先是自己听唱片,然后把唱片编成简谱,琢磨完谱子后,再用手风琴。当时,上海音乐学院出了本教材——《作曲》,大概有砖头那么厚,我用半年时间把书读了一遍,还把题做完了,可以说是自学成才,哈哈!我编写了几十个节目,有小歌剧、小话剧、快板诗等形式。

  好多战友是江西、湖南来的,他们经常哼起家乡的小调。我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但能注意到其中一些细微差别,写歌时就抓住不同地方民歌的特点,再把那些经典旋律稍微一下,写进自己作的曲子里。这些歌曲可受欢迎了。我的手风琴技艺也突飞猛进,基本达到了专业水平。

  上世纪70年代是解放军员额最多的时期,曾达600多万人。这一时期,部队文艺演出团体数量多、编制多、人员多。各级文工团对青少年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不少会唱歌、跳舞、拉乐器甚至翻跟头的中学生,都被特召入伍。1970年4月,廖胜辉由团宣传队转入41集团军宣传队。

  我们的军宣传队总共有四五十人,不算多,集团军里的战友差不多都认识我们,我们算是明星了。我身高184厘米,一提到“拉手风琴的大个子”,战友们都知道是在说我。

  当时节目单里有《红色娘子军》《快乐的女战士》等器乐小合奏,这些曲子都非常受欢迎,常常返场演出。“台上一分钟,十年功”,一点都不假,一个节目要练好多天。我们和其他战士一样,也是听到起床号响就得起床。不过我们不用跑步出操,也不用站岗,而是在房一遍遍地下腰、踢腿、吊嗓子。我仍然负责手风琴演奏,还给舞蹈队的训练伴奏。

  在训练之外,少男少女之间自然少不了爱情故事,这些故事有着那个时代独有的浪漫。“”期间,部队里谈恋爱是很犯忌的事情。尽管如此,我身边还是出现了三四对情侣。他们悄悄跑到附近的甘蔗地约会,一般我们不会去,甚至帮他们打掩护。

  这些情侣一旦被发现,后果很严重。我们宣传队有个女孩歌唱得很好,人也漂亮,和一个男孩好上了。接到举报,带着一帮人把他们堵在了甘蔗地里,最后那个男孩被宣传队,回老家了。

  部队组织到山区野营拉练时,我认识了一个高挑的部队女。每次相遇,她总是多看我两眼。有一次,她走到我旁边说:“你背手风琴太累了。”我点点头,心里很。因为山里走很热,走到半道就得脱掉棉衣,这个女孩子索性帮我拿着。后来她总帮我抱着棉衣,跟我并排走山。

  有一天,她突然给我写了一封信,前边大部分内容都是些正常的问候,但是最后突然冒出来一句“亲爱的”,把我吓了一跳。当时我还没有谈恋爱的想法,一看完信就赶紧把它烧了。后来我们就慢慢失去了联系。

  一年多之后,我觉得“吹拉弹唱”不利于进步,还是到野战部队更能得到锻炼,就主动提出离开宣传队,又回到了连队,从事军事训练工作,先后担任了班长、排长、连队等职务。

  但我并未从此远离宣传队。随后的几年里,我前后4次借调到军宣传队帮忙,通常一到两个月,有时3个月,工作内容还是文艺创作和拉手风琴。有些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记得在广西桂林奇峰镇的某师部大礼堂里,我们几千名官兵迎候阿尔巴尼亚人民军访华团。在演出的最后,我们同台合唱《国际歌》,全场掌声雷动。

  “”后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刮起。当时,我身边有一个叫李志鹏的节目编剧,被要求在节目里加入“批邓”的内容,他执行,还为此和一名领导起了争执。这名领导把李志鹏批了一顿。戏剧化的是,没过多久,“”,那名领导反被了。

  1971年,原广州军区文工团到海南琼海老区慰问演出,表演《红色娘子军》。

  宣传队属于部队业余演出团体,文工团则是专业的。文工团的正式演员是干部,宣传队的业余演员是战士,随时准备上战场。1979年初,在中国西南边境,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为增强兵力,41集团军宣传队在战前解散,队员补充到前线军宣传队的,回原单位;一入伍就在41军宣传队的女兵,则被派到了前线卫生所。这时,廖胜辉已是一名连队。在前线,他遇到了以前在军宣传队的队友。

  1979年的出境作战,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战争。巧的是,我父亲也曾于上世纪60年代在这里参加抗美援越作战。我在部队里算是干部子弟,有的战友不喜欢这类人,觉得这代表着娇生惯养,所以我非常忌讳他们提这个词。

  这也鼓励我在战场上奋勇杀敌。当时有一些所谓的“干部子弟”临阵脱逃,战前突然被调到了其他工作岗位,实在是给军人。我觉得,作为一个军人,首先就要有担当,干部子弟更要以身作则,为国家安定做贡献。我告诉我们营的全体战士,特别是干部子弟,临阵脱逃者严肃处理。

  上战场时,我们营的很多士兵斗志昂扬,边行军边唱歌。可上了战场不久,就看到一排排的担架往回抬,都是我军的伤亡官兵,血肉模糊。那些唱歌的战士一下“熄火”了,整个部队迅速安静下来,默默行军。

  我们也曾敌军特工队的袭击。他们长得跟广西边境的老百姓很像,一不小心就混到我们的民兵队伍里了。有一次,七八名敌军越过了我们的警戒线,我们用手电一照,他们就躲了起来。突然一个人被我方战士击中,我们营的一名排长听到枪声就探出身来想看看,立即被敌军子弹击倒了。我过去扶他,一摸后脖子,血都是热的。

  最令我难忘的是我的好战友李江生的。他上战场前刚刚结婚,妻子是福州军区文工团的舞蹈演员。这个身材苗条的女孩子在骑自行车时,腿抬得特别高,一看就是跳舞的。作战期间,李江生和战友前去清剿一个山洞,敌方用火箭弹袭击了李江生一行的车辆。李江生坐在第一辆车的副驾驶,遇袭后他让司机赶紧跑,自己留下来指挥撤离。没多久,他就被枪弹击中了。

  战后,李江生的母亲到烈士陵园祭奠他,他的新婚妻子给他献上了一个毛线织的花圈。当时毛线可是稀罕物。此后,他母亲每年都到广西的烈士陵园祭奠儿子。这位英雄母亲,当年丈夫在渡江战役时,遗腹子就是在江边出生的,所以叫“江生”。李江生的故事激励着我,有他这样的好战士,我军何愁不胜。1981年,我又一次参加西南边境作战。后来,我把李江生的故事写成了小说,现在还常拿出来翻翻,回想那段峥嵘岁月。

  战场上有血色也有亮色。广西的很多少数民族女孩子都想嫁给我们的战士。她们的表达方式就是唱歌给战士听。就这样,我们营成了好几对。

  参战前,我已经二十好几了,开始有了谈恋爱的想法。家里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她是一名法语翻译。1978年的秋天,我们在见了3次面。当时正赶上,我觉语翻译这个职业将来有前途,比文工团的女孩子更稳定。回部队后,我跟她通过几次信。我母亲还送给她一辆凤凰牌自行车。我还给父亲留了封信:“假如我在战场上死了,我的东西都留给这个姑娘。”

  不过我们没能走到一起。因为没等我回到,她就在1979年4月写信和我断绝了关系。战友们替我打抱不平:“女孩子不是都往解放军怀里靠吗?她怎么反了?”我不怪她,她或许是出于对战争的紧张,加上当时陆陆续续有伤残兵回到,她的顾虑可以理解。

  战争结束后,我和父亲在柳州见了一面,喝了不少酒。我们是两代军人,谈到了战争和,也谈到了国家责任和历史,我们都为自己肩负过保家卫国的重担而深感自豪。当时,我对这场战争的认识还不是很清楚。现在看来,那真是意义重大,为创造了和平的。

  上世纪80年代后,解放军经历了多次精简整编,部队文工团也压缩了编制。1980年12月,总政文工团撤销,所属团队分别改编为的总政歌舞团、总政歌剧团、总政话剧团,均直属于原总部。武汉军区、福州军区、昆明军区撤销,所属文工团一并撤销。和平年代,当年的战友各奔东西,但廖胜辉和他们一直没有失去联系。

  战争结束后,文工团几经变革,我们这批战友的发展也各不相同。举几个例子吧。我们41集团军宣传队有位军旅作家,笔名雷铎,写出了《男儿女儿踏着硝烟》《从悬崖到坦途》等著名的战争题材作品,写的都是我们经历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他不久前去世了,只活到60多岁,是我们这批战友中最早去世的一个。很多战友前去悼念他,都哭成了泪人。还有一位廖怡,是41集团军宣传队的美工,他当年的代表作是《广州农动讲习所》。军宣传队解散后,他来到我所在的营部,我们共同作战。1985年,他去了《解放军报》美术组当组长,后来又回到了广州,到一本名为《花城》的当美术编辑。如今,年近八旬的他已经是岭南画派的老画家。他以战争为题材创作的绘画作品,我至今还珍藏在家里。

  也有一些战友投身商界,追赶的大潮。对越自卫反击战过后,跟我一起在宣传队里演奏乐器的罗章才,原本转业到了广东省惠州市文化局,后来因为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受到了处分,索性下海经商,去深圳贷款拿地。如今他是深圳的一名房地产商,业余还玩玩摄影。

  上世纪80年代初,有个18岁的新兵跟着我当通信员。不久,有人他作风不好,常把部队的书偷到自己的宿舍里,还带着我前去查看。我一看,果然有几本书在抽屉里保存着,书上还认真做了笔记。我觉得他的求知欲可贵,需要,就说:“鲁迅先生讲了,偷书不算偷。”帮他挡了处分。后来,他写出了《连队做战士思想工作一百问》,寄给广州军区部的报刊。编辑一看,如获至宝,觉得特别贴合战士的思想实际,于是据此写了一份内参。当时的总部主任看到后,做了一个很长的批示。我的这个通信员因此被授予“模范思想工作”的荣誉称号。如今,他是国防大学的一名教授。

  至于我,后来的工作以写机关文件为主,给三任总参谋长写过讲话稿。工作期间,我接触了一些律师,对法律产生了兴趣,于是自学通过了司法考试,又去中央党校读了3年的在职研究生。退休后,我当了一名律师。

  刚开始从事法律工作时,我写的文书还带点文学色彩,同行都感到奇怪:“你的文书里怎么还有形容词啊?!”现在,从事律师这行的时间久了,逻辑思维逐渐占了上风,年轻时那种丰富的感性思维已经没有了,哈哈。

  不过,在宣传队用过的手风琴,至今仍在我家里挂着,有时我还会拿出来拉一拉。41集团军后来又成立了军乐队。2004年,新队员和我们这些老队员在广西柳州。因为室内空间小,我们干脆就找了块空地,冒着小雨举行了一场露天同台演出。老队员们大多年迈,表演的主要是诗朗诵和唱歌。我和年轻的手风琴手合奏了曲子。拉着琴,看着这些年轻人,我仿佛回到了那些美好的往昔岁月。

  2015年,习宣布裁军30万,军中的文体单位再次服从军事的大局,接受裁撤。大家也看到了,这几年,文工团“被撤编”的消息不时见诸报端,文工团的正在慢慢褪去。我并不为此感到惋惜。任何事物均有始终,今天的世界已大不同于以前,思想交流和信息的方式丰富多彩,文工团传递信息、鼓舞士气的方式也要相应变化,缩编减员在情理之中。

  当然,过去我军的文工团、宣传队,历史功绩是有目共睹的,他们的功劳值得铭记。老一辈演绎的《放下你的》《白毛女》,我们这一代表现的《红色娘子军》,后来年轻一代在抗洪抢险中创作的《为了谁》等等,激励了我军一代代将士的士气,抒发了一代代军人各具特色的爱国情怀。这些作品融入了新时代的民族性格之中。

  我仍然鼓励晚辈从事这份职业。从12岁起,我的小侄女就开始学习跳舞,现在是部队工作部文工团舞蹈演员。别看她是个“80后”娇美姑娘,她也和战士们一样,无数次上高原、登海岛、赴边关,正在把她的芳华融入祖国的国防事业。

  如果你问我,电影《芳华》给我这个打过仗的文艺兵什么感触?我的答案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每一代人的青春都灿烂过,也痛苦过,否则怎么叫青春呢?每一代人的命运都随时代起伏过,颠簸过,否则怎么叫命运呢?无论是哪一代人,都有值得留恋和回味无穷的芳华岁月。

新媒体

原41集团军老兵回忆:我们的
看完电影《芳华》,廖胜辉一宿没睡着,满脑子想的都是过去的事。他是那个时代的亲历者。从1969年的普通战士,到2007年在

军区战友文工团与合唱团协会
如诗意画境般的维多利亚港湾岸边,矗立着最负盛名的剧院文化中心。8月下旬,由军区部战友文工团及总政歌舞团、总政歌

南京军区文工团撤编 文工团裁
到了和平年代,军队文工团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为战士,图为文工团战士到部队慰问演出。 (资料图) 据新京报报道,1月17日

“欢声笑语在军营”精品曲艺
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曲艺家协会共同在市总队举办欢声笑语在军营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周年精品曲艺专场演